經—中國人的身分證

 

高大鵬居士撰

 

——談現代人讀經的問題——

 

關於讀經，國內曾經有過兩次重要的筆墨官司。

 

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後，當時由陳濟堂在廣東、何鍵在湖南，以及宋哲元在北方，以方面大員的身分提倡讀經。民國二十六年，何鍵先生還在三中全會提出過一個明令讀經議案，希望中小學十二年之間，讓兒童讀孝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到了大學階段，更當選讀他經。另外，冀察兩省也都提倡過中小學讀經的辦法。這一次的提議曾遭到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人物的反對，因此全國性的讀經政策並未實現。

 

第二次是在民國四十一年，當時賈景德先生在就任考試院院長後第一次公開演講中，特別強調今後的高普考要將四書五經列為必考科目，他又說：「先以考試來治標，再向教育機關詳研根本處置的辦法。」也就是希望把經書列入學校正式課程之中。這次的講話一發佈，立刻又引起了大規模的論戰，反對者中最激烈的，甚至指經書為「毒格碼」dogma，是現代化的絆腳石。儘管反對之聲如此激昂，但有鑑於大陸的淪陷與思想上的失守大有關係，因此經書雖然沒有成為學校課本，但是至少論語孟子到現在已經是中學生必讀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現代讀經，會引來第三次大論戰嗎？

 

今天如果再提出全國性的讀經建議，大概不免又要引起第三次的論戰，這也許對經書反倒有好處——因為每次論戰，總是將經書的可讀範圍又開放一些——但是我們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現代化的開放社會，用不著再藉筆戰來推行一個觀念，也不必由官方明令推行一個政策。社會的繁榮，中產階層的興起，為讀經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更有效的途徑。現在看來，由民間的力量來倡導將會比由官方的力量推行更有效，民間自發自動的研究閱讀也會比政府的功令更有成績；這就好比從北宋以來，民間講學不論在學術性和普及性方面都遠超過中央的學官，當官學成為利祿之學的同時，私人講學卻在民間造成了偉大的教化作用。最可貴的是，民間講學能夠不斷賦與傳統文化以新的生命和活力，乃能與時俱進，生生不息。至於官學，一則易於腐化，一則易於僵化，真正變成「毒格碼」——教條，容易招人反感，產生抗拒。由這一歷史教訓，加上現時代的民主要求以及社會的經濟條件，今天談讀經，最好由民間發起，由下至上地，由量而質地把讀經的風氣給打開來、給推上去，政府不妨只站在輔導的立場，因勢利導，從旁獎助。至於讀經會不會影響現代化的步驟，民間自然會根據本身的利害得失自動給予調節和判斷，這比打百場筆墨官司都有效——民主開放社會的好處不就在這些地方嗎？

 

稚老的「毛廁」、胡適的「不配」，盡成過去。

 

回顧以往反對讀經的意見，有一個現象很有趣，值得提出來作為提倡讀經的一個引子。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把國故的臭東西丟進毛廁坑裡！」（見吳稚暉學術論著，一二四頁），就由於他老人家這一句話，多少線裝書變成了衛生紙！但在這句響徹半邊天的格言底下還有幾個字，卻被國人給忽略了。這整句話其實是這麼說的：「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裡三十年......。」請注意，吳椎老只想把國故泡在毛廁中三十年，他說這話時是民國十六年左右，照算的話，老早在民國四十六年就該把線裝書們從毛廁裡給請出來了。何況在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不應該再把線裝書當衛生紙看待了。其次，當年反對讀經最力的胡適之，他也有一段「留餘地」的話，值得在今天給予兌現。在「胡適文存」第四集裡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大意是說由於經書古奧難讀，魏晉以來解人無多，因此我們現在還不具備有讀經的資格。但是在這篇文章的末尾，胡適也「留了一筆」，他說：「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得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這段話是民國二十四年講的，距今也有四十八年之久，照胡適的說法，則今天我們應該稍稍具備有讀經的資格了，至少我們可以開始準備讀經了。如果吳稚暉、胡適之兩位先生地下有知，應不至於反對他們當初所說的話吧？

 

拔箭、敷粉，破除經書的刺蝟形象。

 

從民國八年到民國三十八年，這三十年間，五四反傳統的習氣可以說彌漫全國，成為一般時代風尚。經學自古是傳統之冠冕，則「擒賊先擒王」，經書之首當其衝無寧是自然之事。由於經書本身變成了傳統的一個象徵、一個箭靶子，因此對它的攻擊很多是夾雜著意氣及非理性的因素在內。今天我們一提到讀經，就會有「狗咬刺蝟」，不知何處下口之苦，這種心理固然和經書的古奧有關，但經書之所以有刺蝟的形象，一大半也是五四人物的亂箭所給加上去的。其實若說經書難讀，西方的聖經、阿拉伯的可蘭經、印度的三大聖典，那些真正以「神道設教」的經典豈不更難讀？何以它們不但始終暢銷，定為國教，並且即使在我們這些「外邦人」眼中，也一點沒有剌蝟的印象？這是因為他們的教士不但不對它射箭，還給它擦粉之故。而中國經書身上的刺，一大半是近人射上去的箭。今天要大家親近經書，首先應該拔除這些後加的箭，然後再進一步去解決經書本身內在的問題。但為什麼要提倡讀經呢？經不是宗教，用不著神聖化、絕對化，更不必立為國教，那樣只有對經更不好。這個問題仍要追溯到五四，所謂解鈴人還是繫鈴人。在五四前後流行一個口號，就是尼采的話：「重新估量一切價值。」這話胡適提過，包括青年黨的常燕生也響應過，這一句話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是絕不可低估的。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話背後的事實，就可以接著問：到底我們根據什麼標準來重估？我們重估的對象又是什麼？當然，標準是現代標準（其實主要是西方標準），對象就是傳統文化——國故。問題在於：我們對使用的標準懂得多少？又對批判的對象知道多少？這就麻煩了，事實是直到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對西方懂的只是皮毛，五十以下的人對國故的認識更是皮毛（五十以上的不敢說）。拿著皮毛去衡量、抵制皮毛，其結果如何？豈不就是時下的中國？現在看起來，倒是鬧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徹底「響應」了、「落實」了當年「重估一切」的大口號。因為以皮毛量皮毛，沒有辦法不落於虛妄。

 

迷矇、活劇，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傳統不是不該重估，但是我們到底對傳統瞭解多少？經書不是不可批判，但我們到底讀了幾本？如果我們不想再重蹈五四的悲劇，這一起碼的反省是不可省的。要瞭解傳統文化，必先經過經書這一關，因為經書正是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根荄。經的血脈貫穿在中國一切典籍中，經的乳液侵透在一切學問裡，它對中國文化之涵攝性，等於是西方的希臘哲學、羅馬法典加上希伯萊宗教的總和。不瞭解經學，則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只能停留在皮毛的階段：一個人對本國傳統文化只能有皮毛的瞭解，這豈不是件可恥之事？這和一個人說不出自己爸爸是誰？同樣的丟臉。一個人也許可以不喜歡自己的爸爸，可是連自己爸爸是誰都說不上來就太可悲，也太可怕了。事實上，經書正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爸爸。你要批判爸爸也好、讚美爸爸也好，總要先弄清爸爸的「成分」才行吧？你總不能學威廉泰爾那樣，蒙上眼睛對著他亂箭齊發，然後打開眼罩，大吃一驚說：「哎呀！原來爸爸是個剌蝟呢！」

 

演了半個世紀這樣的活劇，至今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們首先要去除「以皮毛論皮毛」的第一層眼罩，然後再除掉「師心自用」的第二層眼，並且放下弓箭，親自走近經書，去看一個究竟。這絕不是要復古，甚至也不急著「文化復興」，而是很簡單地要「認識爸爸」、要「認爸爸」。且不說天理昭彰的話，但不認爸爸而能安心立命的事很少見。中國這半世紀來的不安寧很可以向個中索解。並不是說讀了經、了解了傳統就能救國，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但經書裡面確有些至理名言是值得我們「子孫勿替」的傳家寶，其價值絕不在聖經、可蘭經之下，而或許更可行。把它們加以創造性地闡釋和發明，不但有益國人，且更有益於全世界。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的傳家寶，可能對西方世界更有價值。

 

來自性情的經書精神，救劫迴天的一點希望。

 

台灣三十多年來，許多有心人也為經書說了不少好話，也作了不少貢獻，經書那些已經被重新肯定的地方我們就不重覆了。眼前最要緊的是要點出，究竟經書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有什麼特別的益處？有什麼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經書，誠如章實齋所言「六經皆史」，它本是周室典藏的一些文獻，供施政參考用的資料，它是具有實用性的知識，並不是些抽象的精神講話。因此有人認為經已落伍，時過境遷，不再適用。但經之所以謂經，一方面固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普遍性，像論語中許多話真是顛撲不破。但這還在其次，最要緊的，經書的精神來自性情的多，來自純粹思辨的倒比較不重要。和西方的學問比，經的知識部分多是宋儒說的「德性之知」，不像西方以「見聞之知」為主。而其實連德性之知也還沒有說到家，理學家以「哲學」視經學根本上有不相契之處。知識有新舊、性情無古今，由性情出來的知識旨在將人融合起來，不以性情為基礎的知識，終要把人分隔開來，西方思辨之知正是這一路的知識。固然西方在知識系統外，也有藝術系統，其音樂更比中國發達。但正如叔本華說的：「藝術是理念的複製品，音樂卻是意志的摹本。」對西方人而言，文化的來源不是觀念就是意志，中國人所說的性情在他們是很難想像的。因此從柏拉圖開始就走上了另一條路。李希特H.G.Richter指出，西方傳統中對美育的討論都根據於知識論的原則。美學中也充滿了分析的數學的精神。柏拉圖就說過，造物者乃是遵循幾何的和諧和算數的比例來創造宇宙之魂，亦唯有理念和數字才足以臻於神聖的和諧（見諦美思論Timaes及法律篇Laws）。透視西方的藝術音樂，其底片上仍是一片數字，這是分析性的文化，巴哈為顛峰。而代表意志的創造，則以貝多芬為翹楚。意志則是衝擊性的，分而不和。分析旨在求知，求知旨在把握。意志則趨向權力，權力指向控制，把握與控制本是一體，因此培根說「知識即權力」，觀念與意志實乃殊途而同歸，由權力心導出來的文化如何能是和平的文化？順著分析而有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出了問題，再由意志強行縛合就成了集體主義，這兩個主義僵持不下，就又發明了核子彈來維持恐怖的平衡。而核子武器之為物，正是由核子不斷的分裂、撞擊以生出絕大毀滅之力，這分裂與撞擊其實還是分析觀念和衝創意志結合所生的「魔鬼怪嬰」，這是西方文化本質裡所本有的東西。因此要求西方文化「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那是太不對路的事，我們的地球不毀在西方人手上就已經是萬幸了。

 

把六十年前扔進毛廁的身分證，再撿起來吧！

 

我們不敢逕謂中國文化必能救劫迴天，但中國文化確能為人類和平提供希望。這個道理不是別的，主要在中國文化出自性情者獨多。性情講「人心之同然」，其文化的基礎乃在「一體之仁」上。孔子傳述六藝（經），是要保存禮樂傳統，不是封建的體制，而是禮樂的生命——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的智性化便是禮，仁的感性化便是樂，也就是詩；孔子對自己兒子孔鯉要求的就是要「學詩學禮」，詩尤見強調。清代姚際恆就說「諸經中詩為教獨大」，他指出論孟中孔子談到詩的次數數倍於其他諸經，而詩的流傳又最廣遠，他經則孔子後不再有。唯有詩則「中於人心，流為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見詩經通論），揆之史乘，這真是一點不錯。詩者持人性情，詩教則溫柔敦厚，這溫柔敦厚的性情是中國文化的大本大原，也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分水嶺。詩裡沒有數字，有的乃是性情。數字要分，性情能和；數字把人量化、抽象化，性情將人人化、實存化。禮之端在「辭讓心」，這又和崇尚爭執的意志不同，禮原則上還是和平的。由性情和辭讓所產生的禮樂文化實在是人類延續及世界和平最終的希望所繫，我們絕不能妄自菲薄。希臘專家漢彌頓Edith Hamilton說過：「東方能拋開框框停止鬥爭，而理性的奴隸——西方人卻不能。」（見希臘之道），他指的東方人是古希臘人，但二分法、辯證法，以及命定論的悲劇，其濫觴正在希臘。太和之境唯在禮樂中求，而禮樂精神要向經書中覓。至少詩、書、易、禮記和孝經這幾本書中的至理名言是我們不可忽視的，由選擇性的閱讀到全面性的貫通，由白話本的接觸到原文本的深入，由民間的講習出版到學術界的專精研究，普及和提高同時用力，再以現代的概念和語言加以不斷的再詮釋，配合以中西文化的比較參證，相信經書一定能再從敗部復活，大放光明。而其光芒所射，又不止在中國，而尤在世界，但如果我們中國人不努力發揚光大，誰又能越庖代俎？這事一定要從我們開始，而且一定要馬上就開始。須知，六十年前被我們仍進毛廁坑去的不是別的，正是我們中國人的身分證啊！

 

附識：筆者絕不反西洋文化，更不反對現代化，只不過懷疑，一個人不充分認識自己，如何能充分認識別人？蔣夢麟先生說得好：「凡愈懂中國文化者，愈能懂西洋文化。也愈懂西洋文化者，愈能懂中國文化。」區區拙作，希望能為這句話作一個註腳。（轉載自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三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