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年譜
（印光法師對中國近代佛教之貢獻）
沈去疾居士編著
一、本《年譜》目的在於闡發譜主精進念佛淨土思想，及其「普度眾生，莊嚴國土」之大乘佛教精神。是故在教言教，冀為專修淨業者作一善導，非為僅供宗教研究之著也。
二、譜主書函中涉及姓氏人名頗多，其中凡可查考者，皆注釋簡要生平事跡和生卒年月；其無可查證者，則付闕如，不再一一說明。
三、譜主之書函後有但署月、日而無年分者，亦有全無年月日期者，皆依據其信函內容或其他資料考定之，附於編者按語之中，不再於文後另撰「校勘記」。
四、本《年譜》涉及之文章略稱：《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即文鈔正編）略稱《增廣》（中華書局一九二六年版）。
《續編印光法師文鈔》略稱《續編》。（一九三九年蘇州報國寺初版印行）。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略稱（三編）（福建莆田廣化寺一九八九年編印）。
《印光法師行業記》略稱《行業記》。
《印光法師永思集》略稱《永思集》。
五、印光法師有些書信、文章，無法考查寫作的具體年代，但其內容對瞭解、研究印光法師佛學思想方面又極其重要，需要全文收錄，就折衷地將它放在印公寫作此文的大致時期之內，附於某年注文之後，以書宋字體別之。
六、本《年譜》僅以編者手頭所獲資料為據，未及廣泛諮詢、求訪，是以疏漏不妥之處必多，尚祈海內外大德、賢士賜教指正，以冀來時修訂再版。
沈去疾
釋迦牟尼佛創立的佛教，自公元前二年傳入中土，千百年來歷經數十代高僧、居士、信眾的虔誠弘揚，形成了今天這樣以大乘精神為特色的中國佛教。在漫長的時間遷移及地域變更過程中，自不免有異端思想的滲入，夾泥帶沙混入一些根本背離世尊立教本旨的東西，歷史上的高僧大德與具有慧眼的虔誠弟子，在這方面一直在為純潔佛教而不懈地努力著。實際上，凡是弘傳佛法卓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覷破時節因緣，因機調伏眾生」。用現代話來說，就是結合中國的國情，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依照天時、地利、人和，抓住適當時機來宣傳弘揚佛法，感化群眾。在近代，展現此一特點十分出色，且又始終不渝、緊密貼切遵循釋迦佛教本旨來進行弘傳活動的傑出人物之一，也就是留下三大部《文鈔》，被後人尊為蓮宗第十三祖的印光法師。
印光法師(公元一八六一——公元一九四０)法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俗姓趙，陝西郃陽縣人。二十一歲時(公元一八八一)在陝西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寺出家。從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起，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住了三十多年，閱藏念佛，專志潛修。民國初年，高鶴年、徐蔚如等居士先後到浙江普陀山與印光法師會晤，繼而又將他的佛教論文及書信在上海《佛學叢報》發表並印行出版，社會各界深為欽敬，始漸知其名，知道有這樣一位別號「常慚愧僧」的和尚。應佛教僧俗要求，徐蔚如又搜集了法師的信函，文稿篇，出版了《印光法師信稿》、《印光法師文鈔》。大師的文章，不僅佛理深邃，而且文辭典雅，條理清晰，深入淺出，為人們爭相傳誦。仰慕大師高行的善男信女愈來愈多，有的到普陀山請求皈依，有的遠途馳函寄呈法師，請賜法名，求開示。此後印光法師頻頻至上海、蘇州、揚州等地校印經書。於一九一九年在上海會晤簡玉階兄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始人)，為之詳細解說淨土法門，簡氏兄弟乃從此發心皈依佛門淨土宗，以後又將其私宅南園施贈予上海佛教淨業社作基址，即是後來覺苑所在。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印光法師在上海校印淨土宗書近百種，印行數達十萬冊。一九三０年法師離開普陀山到蘇州報國寺閉關，又將經書流通處弘化社自滬遷蘇。一九三七年冬，蘇州淪陷，法師移居吳縣靈巖山寺。監院妙真和尚遵從大師指示，將靈巖山寺改建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後兩年，《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印行出版，印光法師親自作序。一九四０年(民國廿九年)夏曆十一月初四日印光法師圓寂於靈巖山寺。印光大師的一生，與他的語言、文字一樣，平直無奇、質樸無華。他生前座下皈依的在家弟子不下十萬，但是他一生不任寺廟住持，不收剃度徒弟，不募捐化緣。著名教育家、文學家葉聖陶曾經在上海拜見過印光法師，撰有「兩法師」一文。葉不是佛教徒，但他在文章中說道「這位老人在宗教界的地位崇高極了」(1)。事實確實如此，在大師離去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讀他的《文鈔》，猶凜凜然，生氣蓬勃，常為其精闢卓越的見解、正直坦蕩的襟懷而肅然起敬，感歎不止，何況當時親識其面的人呢！大師在宗教界的崇高地位來自於他的崇高思想和他對近代佛教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印光法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的巨大貢獻究竟何在呢？去年我在編寫《印光法師年譜》時，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大師留下百餘萬字的三大部《文鈔》，不僅是佛門瑰寶，而且也是近代學術思想界的一筆珍貴財富。他在他所處的中國社會大動蕩的年代裏，為當時一些想從佛門中求解脫的人指點迷津，找到了一條即是遵循釋迦佛創教原旨，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學佛之路。印光法師所提出的一些建設佛教叢林的方針、綱領，一些針砭時弊、改造社會的要略，對於我們今天仍有很好的啟示作用。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梁啟超在當年讀了《印光大師文鈔》(正編)後，稱頌說：「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
印光法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的貢獻主要在如下幾個方面：
近代中國佛教淨土宗是和印光大師的名字聯在一起的。大師自廿一歲出家，廿二歲受戒前在湖北竹溪蓮花寺當照客，曬經時得讀《龍舒淨土文》殘本，得知淨土念佛法門。從此終身信奉，自行化他，專志弘揚了五十八年，直到圓寂。《龍舒淨土文》是南宋時佛教居士王龍舒(王日休，字虛中，龍舒人，宋高宗時進士，又號「龍舒居士」)編的一本初機入門書。印光法師十分推崇此書，十六年後還對人說：「《龍舒淨土文》言淺義周、詞詳理備，為接引初機第一要書，若欲普利眾生，此書萬不可忽也。」(3)
印光法師選擇淨土念佛法門為歸決不是偶然的，這是他深刻觀察了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僧伽實際狀況，同時又熟諳佛教諸宗門派的傳承、特點，並結合世尊創立佛教本旨得出的結果。他在法雨寺藏經樓專志潛修，不擔任寺內任何實職，一心閱藏二十年，其佛學研究造詣精深可想而知。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以大師那般天資、氣質，二十年披閱藏經心得，認定了唯有淨土一宗，念佛一法可以適合其當世弘傳需要，是從暢佛本懷的意旨出發，自利利他，度己度眾的最終之道。
印光法師認為：「如來一代所說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難；唯此一法，全仗阿彌陀佛慈悲誓願攝受之力，及與人信願誠懇憶念之力，故得感應道交，即生了辦也。」(4)近一、二十年來，由於人體生命科學的建立和發展，使人們對於人體生命有了新的認識。攝受、資訊、意念、感應等現象也作為客觀存在的實體，不再被輕率冠以「唯心主義」而一筆抹殺了。人生有限，佛法無邊。即以密宗和中國歷史上弘傳最廣的禪宗來說，對於修持者本身的素質要求是頗高的。世上億兆眾生男女，人的生理構造雖基本都一樣相同，但智商、體質差距不等，天資、稟賦，參差各異。以佛教語言來說，即是宿根各別。有的人就是一輩子不會「悟」，不會「通」，又有什麼辦法！何況參禪和修密還要專門特定的環境，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才行。而念佛和發願往生淨土則是至簡至易，人人可以實行，只要誠心就是。中國大乘佛教根本宗旨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普渡眾生，利樂有情。」印光法師認為除了淨土宗念佛法門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別的佛教、宗，法門能真正充分擔當此任。這個宗派法門最符合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的本意原旨，是為最大多數人、及所有生物的解脫而努力的。
是少數一部人先成佛，先渡到彼岸去好呢？還是最大多數人一起成佛，解脫苦難到達淨土彼岸的好呢？顯然只有後者符合大乘佛教的教義教旨。
從對一種宗教思想研討的角度來考究，還在於這個宗派法門能否永久保持教徒的信仰，堅定信心。佛教的根本目的在於使人得到解脫，普渡眾生到達彼岸。淨土是彼岸的所在，歷來的高僧大德都深明此義。故而往往皆是顯密圓通，禪淨雙修，而從不炫耀什麼「開悟」、「神通」境界。淨土念佛法門提出了「生前積德行善，一心念佛，死後可以往生西方淨土」的理論和方法。尤其著重指出了當一個人生命將要終了之際，臨死之前一意誠心念佛，即可往生淨土。這一著，對於要求肉體和精神同時獲得解脫的人來說，無疑是十分令人向往鼓舞的。
佛教之偉大，佛教之與其他宗教不同之處，在於它從創建一開始即自己宣佈自己本身最後也是要滅亡的，並且把佛教從誕生到消亡的過程清楚地區分為三個時期，即是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末法時代。明確指出了「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如今已是佛曆二五三六年。故而印光法師和我們都處在佛法衰微的末法時代，這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人們雖然無力更改既定的歷史時期，但是卻可以根據這時期的性質來決定選擇弘傳佛法的契機法門，這樣仍然能使佛教興盛輝煌起來。印光法師的卓越貢獻正在於他用其畢生精力為近代佛教指明了：「淨土念佛法門為當世隆盛佛法的唯一途徑。」大師不但在理論上(5)實踐上(6)證實了這個見解的準確性，而且還總結了念佛法門的具體方法要訣。
「念佛名號，勿用觀心念法，當用攝心念法。《楞嚴經》大勢至菩薩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念佛時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聽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攝於佛號，則眼也不會東張西望，鼻也不會嗅別種氣味，身也不會懶惰懈怠，名為都攝六根。」(7)
「念佛之時，必須攝耳諦聽，一字一句，切勿空過，久而久之，身心歸一。聽之一法，實念佛要法。」(8)
大師還介紹了能息滅妄念、屢試屢驗的十念記數法：
「所謂十念記數者，當念佛時，從一句至十句，須念得分明，......晨朝十念，盡一口氣為一念，不論佛數多少，以此一句佛為一念。」(9)
「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時。若靜坐養神，由手動故，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此十念記數法。行、住、坐、臥，皆無不宜。」(10)
類似這樣的講解方法，在《文鈔》中所見殊多。值得我們提出注意的兩點是：一，所有這些方法都是至簡至易，切實可行，合乎現代醫學衛生，而又不帶任何迷信、神秘色彩的。二，念佛也不是有的人所想像那樣隨口瞎念念的，要持之以恒，則必須有一定的正確方法。
印光法師的淨土宗思想是有一個完整體系的。這個體系從普陀山法雨寺時期奠基，到最後完整形成，其過程大致可分這樣三個階段。
一八八二——一九一二
得讀《龍舒淨土文》，後又至北京紅螺山淨土道場參學。於一八八七年至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潛修，深入經藏，奠定基礎。此一時期，著述中集中闡發淨土思想的有：《淨土決疑論》、《淨土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以及他三十八歲時所作的《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在致體安和尚的這封長信中，印光法師酣暢淋漓地論述了淨土宗在佛教諸宗所居的優越地位。指出：「教理行果及佛法之綱宗，憶佛念佛實得道之捷徑。」從歷史情況說起，逐層深入，反覆闡明瞭淨土念佛法門「簡易、穩當、切合實際」的特點優點。
一九一二——一九三０
此第二階段，印光法師以「常慚」名在上海《佛學叢報》發表淨土三論，後漸接受在家弟子皈依。大量刻印、流通淨土經論。在給許多皈依弟子的復信中，反覆闡述淨土宗思想，介紹念佛法門。此階段主要撰述有：《與徐福賢女士書》、《復永嘉某居士書》、《龍舒淨土文•序》、《淨土問答並序》、《示淨土對治等義》、《南五台茅蓬記》等。
一九三０——一九四０
此階段中，印光法師離普陀山至蘇州報國寺閉關。倡議成立弘化社。作《一函遍復》。為靈巖山寺永作十方淨土道場訂立「五條規約」。上靈巖山。為《續編文鈔》作序。
大師從蘇州報國寺閉關至上靈巖山圓寂的最後十年，是他淨土宗思想體系最後完整形成的時期。這時他看人看事看世界更透澈明瞭，弘法慈悲，言辭鋒利。運用淨土宗的觀點理論更加純熟自如。《一函遍復》作於一九三二年，他從淨土宗理論出發，聯繫實際，提出了當時學佛之人普遍應當遵守的十二條原則。對教內僧伽、法師制定了「靈巖山寺永作專修淨土道場」的五條規約。還有他臨終前不久所作的《致廣慧和尚書》也很重要。在這封長信中，大師再次論述了淨土念佛法門的優越性。殷殷期望五臺山僧眾能有朝一日將這文殊菩薩道場，建成一個和靈巖山一樣的十方專修淨土道場。
我們知道歷史上佛教衰落、佛法遭到破壞的根本原因是佛門戒律鬆懈、廢弛造成的。戒律是維繫、護持僧團組織的保障。印光法師在一九二０年之前給泰順謝居士的復信中清楚地指出：
「今之佛法一敗塗地者，以清世祖不觀時機，革前朝之試僧，永免度牒，令其隨意出家，為之作俑也。」(11)
「禍廣覃於後世，致今汙濫己極，縱有知識欲一整頓，無從措手，可不哀哉！」(十二)
在另一篇文章裏，印光法師寫道：
「刻論佛法式微，實不在明末。明季垂中，諸宗悉衰，......及至大清啟運，崇重尤隆，林泉隱逸，多蒙禮教。如玉林、憨樸、木陳等。世祖遂仰尊佛制，大開方便，罷除試僧，令其隨意出家，因傳皇戒，制護戒牒，從此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實基於此。」(13)
印光法師這一重大發現，對於近代佛教發展和佛學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由於人們往往只是著眼於印光法師對淨土宗方面的造詣、貢獻，因此這一發現未能引起近代與至今佛教本身的注意，更沒有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此外，印光法師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大都包容、散見於他答覆在家弟子的信函之中，應機觸發，回答所問，而沒有專題論文闡發，這也是幾被煙沒的一個原因。雖然如此，但是這一深刻思想一直貫注體現於印光法師畢生的弘法實踐活動中。他自己始終規箴，至死不收剃度徒弟。這一條後來甚至定為靈巖山寺淨土道場共住規約。正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反映，他從不勸人出家，尤其反對女子出家，而大力主張其在家真心修持，老實念佛。大師在其《與徐福賢女士書》這封長信中，詳盡地闡明瞭他的這種觀點，他無限慈悲，苦口婆心地說道：
「佛法者，一切眾生即心本具之也。三乘、六凡，皆當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離鄉別井，易招外侮譏毀。為爾慮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決志求生極樂世界。斷斷不可遠離家鄉，出家為尼！」(14)
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漫長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直至印光法師那個時代，婦女還沒有獲得徹底解放，末法亂世裏，本身又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大師洞察這一點，又根據釋迦牟尼佛原先創立佛教的旨意(世尊建立佛教僧團，最初沒有女性參加。以後世尊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向世尊請求出家，世尊堅決不允，三次請求都被世尊拒決，阿難從旁說情，世尊才勉強同意。是為佛教有比丘尼之始，而世尊所立之比丘尼戒五百條，倍於比丘尼戒)，才有此說。印光大師所有文字中，不但絲毫沒有重男輕女，蔑視婦女的思想，而且十分尊重、重視婦女的地位作用。
「今之講男女平權者，多多皆不知女人之權大於男子多難稱喻。世道之亂，亦由女權不振所致。世道欲治，當急令女子無負天職，各各恪守其權。光嘗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其克盡婦道，相夫教子，於家於國，利在不知不覺中。」(15)
「今日之人女，即異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國家，當以教女為急務。」(16)
「教女一事，重於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謂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及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語、實語也。」(17)
「世以太太稱女人者，蓋乙太姜、太任、太姒三聖女，各能相夫教子，以開八百年之王業者，用稱其人焉。」(18)
於此可見大師對於婦女地位作用之重視，其見解卓識超出常人之處。
佛教歷千百年屹然而立，能存在到今天，在於這個宗教自己最早就看到並提出了「末法時代，敗壞佛法的，不是外道之類，而是混跡佛門的惡比丘。」
《仁王經》卷下說：「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
一句話，敗壞佛法的就在佛教本身佛門之內。這是有非凡哲理性的論斷。印光法師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看到「獅蟲食肉」及教內僧徒汙濫的狀況，覺察到佛教的危機。因此他對於佛門三寶之一的僧寶，抱著「寧缺毋濫」重視質量，不求數量的態度。他還指出了這方面的根本性措施：
「如上揀擇剃度，不度尼僧，乃末世護持佛法，整理法門之第一要義。」(19)
同時印光法師把視線轉向在家居士，將弘傳活動擴大到社會上去。看來印光法師的心與二千年前佛陀的心是心心相印的。
校訂、刻印、流通佛經佛書，是印光法師弘宗演教的主要方式。早在他隱跡潛修普陀山法雨寺後期，自一九一八年起，就專門為刻印善書、佛書，多次親赴上海、楊州、蘇州、南京等地。其時他印行淨土經論近百種，印數達數十萬冊，普遍各界贈送。一九三０年由印光法師發起，王一亭、關絅之、黃涵之等居士的協助，明道法師主持，在上海常德路覺苑內籌備成立佛經流通部——弘化社，制定流通辦法為全送、半價、照本三種，旨在弘法利生，與一般書店的營業謀利截然不同。一九三一年，流通部業務發達興盛，於是宣佈弘化社正式成立。嗣後又遷至蘇州報國寺印光法師閉關的關房近旁。一九三五年，明道法師去世，弘化社經辦負責無人可托，印光法師以七十五歲高令出而自任，一直到一九四０年圓寂。
弘化社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價值意義，不僅僅在於它刻印流通了大量佛經佛書、淨土宗典籍，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印光法師親自指導主持下的一個真正的佛教經籍出版流通機構。它與其同時代的及後來一些以經營牟利為目的的一些所謂佛教企業，性質截然不同，形成鮮明的對照。
弘化社在當時雖然印行流通了大量佛書、善書，但是印光法師還是慨歎：「力量太小了！」未能達到他期望的目標。同時他又滿懷信心地鼓勵其弟子說：「寄出去的書一萬本中能有一個人認真地看，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由此可見，印光法師對於當時的弘揚佛法的環境形勢和條件，也是有較為客觀實際的估量的。
創辦弘化社，流通經書；興建靈巖山寺淨土宗道場，樹立淨土宗風——這是印光法師畢生弘宗演教的兩大事業，是他對中國近代佛教的兩項具體貢獻。
印光法師於一九三０年離開普陀山，本來打算應在家弟子黃筱偉居士等邀請，到香港去的。黃等已在香港準備好了精舍迎候大師。但由於真達老和尚、妙真法師及上海、蘇州眾居士信徒的堅決挽留，大師臨時改更計劃，乃由上海太平寺到蘇州報國寺閉關。
蘇州近郊吳縣木瀆靈巖山寺，是東晉時就創建的古剎。以後屢有發展，屢有興廢，清代太平天國之際又毀於兵火，遂為焦土。至宣統年間成一荒寺。經當地士紳挽請普陀山真達老和尚接收。由真達老和尚出資修葺一新。但是真老法務繁忙，在上海有太平寺，在普陀山也有寺院要住持負責，靈巖山寺沒有精力去管理了。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冬，南方抗戰烽起，蘇州淪陷。印光法師應靈巖山寺監院妙真和尚之請，移住靈巖。
印光法師早在一九三七年蘇州報國寺關中，就已為靈巖山寺永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制訂了五條規約(20)
這五條規約是：
(一)住持不論是何宗派，但以深信淨土，戒行精嚴為準，只傳賢，不傳法，以杜法眷私屬之弊。
(二)住持論次數，不論代數，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後之嫌。
(三)不傳戒，不講經，以免招搖擾亂正念之嫌。堂中雖日日常講，但不招外方來聽耳。
(四)專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應酬一切佛事。
(五)無論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五條有一違者，立即出院。
這五條規約是印光法師佛學思想的結晶。
大師自二十一歲少年出家，從陝西行腳到湖北，又到北京紅螺山，朝禮五臺山後又返北京。十二年中，長途跋涉千里，行程半個中國。此後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專志潛修二十餘年。因而他精研佛典，悟徹佛旨，又飽覽史籍，瞭解歷史上僧伽制度的沿革，同時又深刻地觀察了自己所處的中國社會的現狀。最後，在他晚年時提出的這五條規約，是中興淨土宗，振興佛教的基本方針，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大師終其身從未說過什麼「整頓僧伽制度」，「改革佛教」之類口號，但是我們卻可以從這五條規約中窺見大師心目中從理論到實踐的理想化的僧團組織模式。或者還可以窺見他整個佛學思想體系之一斑。
印光法師自己對這五條規約也很重視。他在為其在家弟子述說靈巖打七規矩開示一文中說：
「靈巖規矩，係光所立，與天下叢林不同(唯杭州彌陀寺仿佛，彼亦光立，後稍帶應酬派，也放焰口——原注)，常年功課與打七同。」(21)
我們從印光法師自加的原注說明中知道，大師為杭州彌陀寺訂立的規約與靈巖山寺這五條基本相同，但是由於實際情況不一樣，故稍有變通。「稍帶點應酬派」「也放焰口」大師是不甚滿意的，但也只能如此了。
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靈巖山寺監院妙真和尚將此五條規約申報吳縣政府，刻石立碑。如今這塊刻有印光法師手訂的五條規約的石碑仍還完好地保存在靈巖山寺。
三大部《印光法師文鈔》中所顯示的印光佛學思想與他五十多年特立獨行的弘宗演教活動相映照，凝結了一種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偉大精神——印光精神。印光精神是印光法師對近代佛教的最大貢獻，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印光法師一生愛國愛教，修持精嚴；是非分明，儉樸廉潔，堅持原則，實是求是。他批判假善人，反對當「大通家」，反對個人崇拜；他疾惡如仇，善於解剖別人，嚴於解剖自己。
一九三七年某一天，幾位青年僧人看見有人引領日本軍官到靈巖山寺裏找印光法師，日本軍官拿出當時日本修訂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經，贈送給靈巖山寺，可是印光法師當即拒絕了。他委婉而又堅決地說：「我們這裏的僧眾都是念經的僧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把你們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有關研究人員吧。」(22)就這樣不卑不亢地給對方一個軟釘子，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送物。當時日本正對華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蘇州已經淪陷。大師如此不客氣地對侍日寇軍官，日寇如果惱羞成怒，獸性發作，大師可能會當場招來殺身之禍，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大師態度嚴正，立場鮮明，毫無畏懼，保持了民族氣節，激發了僧眾的民族尊嚴和愛國赤誠。當時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動不已，深受愛國主義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農曆八月初三，在給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復信中，大師更是義憤填膺，滿懷愛國熱忱聲討日寇侵華罪行，揭露並譴責漢奸助紂為虐的無恥賣國行徑，字字真切，語詞沈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國。吾國許多人私受日人之賄，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勢益大。使無人為彼用，決不至有如此之橫暴也。」(23)
大師的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是與他熱愛人民的大慈悲懷聯結在一起的。因此，他對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揮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顧國家安危的當局政府權貴們深惡痛絕。他在答覆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說道：
「若不論好歹，惟取其不夭，則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國銀行，與夫殺父殺母之人，何嘗不是幸得不夭之愛子乎！此種不成器之兒子，若夭，是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國人民塗炭，若當日凡屬此類盡夭亡之，則吾國何至無可救藥以待喪亡乎！」(24)
作為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佛弟子，三寶之一的僧人，印光法師畢生為衛護佛教殫精竭慮，不遺餘力。而且這時就一點也不分什麼禪、淨、律、密等宗教門派界限了。故而後人稱頌大師是「通宗通教、密護諸宗」。大師在其《宋版大藏經序》這遍論文裏清楚地說明瞭佛教諸宗的關係和學者應持的態度。
「綜其所說，厥有五宗，曰律、曰禪、曰密、曰淨。五者名目雖異，理體是一，可專主於一門，不可偏廢於餘法，如由四門而入一城，如以四時而成一歲。其互相維持、互相輔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25)
至於大師衛護寺廟，保全廟產的具體事跡就更有舉不勝舉之多了。例如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江蘇省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淮省政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陶在東知事函師挽救，經印光法師安排調停，得以制止。又如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全國刮起廟產興學風潮，印光法師與諦閑法師一起上書民國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設法，才使當時政府已經制定好的「驅僧奪產」條例未得實施(26)。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為學校所佔據；山西五台碧山寺剃度派無賴僧人與廣濟茅蓬僧人爭訟，兩件事官司都打得不可開交，寺廟幾乎因此廢滅，後來印光法師在蘇州關房中發出信函，講明是非利害，請人幹預調停，由於大師的威望，資福寺得以保全；五臺山碧山寺與廣濟茅蓬的糾訟圓滿解決(27)。
一九三五年(民國廿四年)，全國教育會議某教育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群為震驚 。時由圓瑛法師及大悲、明道法師、關絅之、黃涵之、屈文六居士等，同至蘇州報國寺叩關請示。印光法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後圓瑛法師與眾居士近滬開會，公推代表入京請願，當時政府才將原來決議作罷，不了了之，解除了教難(28)。
以上只是略舉幾件印光法師衛教的事跡。
印光精神還表現在大師的對人處事堅持原則，是非分明之中。大師在此種場合總是立場鮮明，觀點清楚，毫不含糊。譬如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江謙(字易園)早期虔誠奉佛，並皈依諦閑法師和印光法師，弘揚淨土宗十分賣力，後期沈緬於迷信扶乩，篤信乩壇所語，遭到印光法師的嚴厲批評。大師總是肯定江氏前期奉佛虔誠，弘法有功的一面，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斥責他「被乩語讚歎得頭腦已昏」「......好譽而迷之至極，竟將乩語視作聖旨。」並指出「若易園者，初則知見尚好，提倡頗切，今則正知見己無。.....而不知其全身墮在糞坑子裏，何可為清淨香潔也。」(29)
佛法決不可以與迷信同流，與冰炭不可共存一樣。大師的是非觀點何等清楚分明！當時有人說印光法師「脾氣很大」。其實是大師對是非決不含糊，原則性極強。對有缺點，有錯誤的人，一直是熱誠指出，嚴肅幫助，決不遷就。與某些人，觀點分歧太大，談不攏，只好不談。
印光法師一生教誡世人要「老實念佛」。他處事無論巨細，總是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師在一封給其皈依弟子的信中，自述到寧波阿育王寺朝拜，觀看佛舍利的經過。說自己觀看佛舍利「並無甚感奇特之事.....」。並告誡其弟子諸人「切不可妄造謠言，以無感應為有感應，則罪過不淺矣！」(30)
近代名畫家張善子擅長畫虎，還養了一隻活老虎在蘇州網獅園。印光法師知道後，以為張氏養虎貽患，猛虎獸性難馴，恐終傷人。後來大師的弟子王薳與張善子將老虎牽到大師跟前，讓印光法師給虎兒說「三皈依」，並賜其法名「格心」。老虎從此十分柔和馴順，不久病死。此事傳開後，竟有人打老遠寫信給印光法師，乞道其詳。大師在復信中簡單、平淡地一言答之：「所言張氏之虎，乃從小養的，豈是有道以伏之乎？」並在信末最後告誡對方：「此絕無稱述之價值，何得無事生事！」(31)
「戒殺放生」是佛門一大事業，當時有人提出組織成立「全國放生會」，印光法師認為這種主張不切實際，無法推行，便予拒絕。(32)
大師的戒殺放生實施主張是怎樣的呢？他在給方子藩居士的信函裏這樣寫道：
「凡作事皆圓通，不當崖板。其一千五百元放生，當作三份。一分放生，一分買食，一分作基金。以不放生，則違施主之心；無食料，則生尚有累他人；無基金，則後難為繼。以後所有款項，均當以此為準。又款項雖多，不宜一時盡款買，以防後有欲買無款之慮。」(33)
由此可見，印光法師考慮問題是何等周詳細緻，處處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
在印光法師圓寂後，關於他的許多紀念文章中，記述最多的是他極其儉樸廉潔，惜福習勞的苦行僧生活作風。如他住的房間自己打掃，穿的衣服自己洗，一直到其八十歲臨終，仍是如此。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時，一天關絅之居士去拜訪他，樓上樓下到處尋遍，最後尋到天井中，他正在洗衣服，其時大師已是古稀之年了。印光法師在普陀山時，關絅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請他早課來開示，關居士在後半夜叫轎子去接他，那時他已跑了一半路，堅決不肯坐轎子。在蘇州報國寺時，真達和尚請他到靈巖山去看看，已經替他準備了轎子，但他堅決不肯坐轎，從上山到下山，拄杖步行。
大師每日早晨僅食白粥一大碗，無菜。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吃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食至碗淨為止，復以開水注入碗中，滌蕩其餘汁咽下，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午食，飯一碗，大眾菜一碗，食必飯菜皆盡。」師自行如是，對人亦極嚴厲，見客人食後碗內剩飯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福氣？竟如此糟蹋！」可以想見，在這種艱苦樸素生活作風背後，若沒有一種堅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作支撐，則是很難做到的，在今天看來，對佛教界尤有教育意義。
印光法師對佛門中的「假善人」深為厭惡。在給一位居士復信中特別提到這個問題。他說道：「倘外現修持之相，而內無真實之心，則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34)在同一封信中，他這樣深刻地指出：「若學佛人不以躬行實踐為事，則與世俗之伶人無異。在當場，苦、樂、悲、歡，做得酷肖，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幹。」(35)
從這個思想觀點出發，他不贊成一些學佛的人，尤其是僧伽，去做「大通家」。他對當時優秀聰明的青年僧人顯蔭生前的勸喻，身後的評議，就充分說明瞭這一點。
他在答覆顯蔭法師信中說：
「望座下從茲真修實證，則台密二宗當大振興矣！但現在年紀尚輕，急宜韜晦力修，待其涵養功深，出而弘法，則其利溥矣！聰明有涵養則成法器。」(36)
後來顯蔭只活了廿三歲就死了。大師對之十分痛惜，悼念不止，每以此為例，告誡僧俗青年。
印光法師最寶貴一點，還在於他不僅善於解剖別人，而且嚴於解剖自己。他從不把自己打扮成「神」，從不標榜自己，大師毫不諱言自己年青時受儒家理學思想影響，聽信韓、歐、程、朱的辟佛理論，並且跟著辟佛，後來才認識錯誤，毅然改正過來。每回憶及此，總是不勝憾悔：
「光宿業甚深，有目如盲。每事懺除，業仍如故。......曾以己見妄說佛法，喪人法眼，誤人正智所致也。」(37)
「所謂淨土要旨，全事即理。理事圓融，既契本體。早知即已飽餐王膳，而汲汲於獻芹者，不過表窮子思歸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謗法之愆尤也。」(38)
有一位居士的幼兒為一點小事與人鬧意氣。大師知道後，就把他叫到跟前來，開導他，說自己小時候有一次在村裏看社戲，因為把自己的椅子座位放在最前邊中央，竟遭到同村某青年無端野蠻毆打，但他忍下了。以此說明為人處世不易。
印光法師反對個人迷信崇拜。有的遠方皈依弟子在書信皈依後，一直未見過大師之面，想到蘇州、靈巖來親見一面，大師總是復信勸阻，再三曉諭，只在認真閱讀《文鈔》遵照實行，見不見面都一樣，毫無關係，不要為此浪費旅資與時間。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０年間，佛教界及大師皈依弟子等計劃為印光法師慶賀八十壽誕，大師知道後，堅決反對，他說：「光一生不與流俗同起倒。什麼八十不八十！有為光言祝壽者，光不但不領情，且深惡痛絕，以為大辱。祈勿以此為光言，若對光言祝壽者，是視光為流俗矣！又及。」(39)
「有言為光祝壽者，光云：『我寧受斬頭之刑，不願聞祝壽之名。』」(40)
印光法師近八十歲生日的那年十二月廿六日，他召集靈巖山寺僧眾及在山居士講話。印光法師說：
「聽說眾道友正在為我籌辦八十壽辰祝壽活動。感謝大家的一片誠心好意。不必辦了，因為我個人反對祝壽活動。社會上有些人為顯示權勢，擴張勢力而辦壽，也有些人為斂財，為揚名而辦壽。他們都把辦壽引為光榮，可是我印光以為可恥！」當法師說到「可恥」兩字時，面紅耳赤，聲音洪亮，堂內一片肅靜。(41)當時在靈巖山寺的青年僧人圓拙法師幾十年後回憶此事時，仍然記憶猶新，深深感到印光法師這種精神的可歌可泣，深為敬佩，激勵自己。
大師晚年，修持功夫益深，對世情洞察更為透徹，故而觀點鮮明，態度堅決，言辭犀利，簡明扼要，已臻爐火純青的境地。
一九四０年(民國廿九年)農曆十一月初四，印光法師圓寂於吳縣靈巖山寺，亨年八十歲。圓寂前的遺囑，只有對妙真和尚(其時已任靈巖山寺方丈)短短的三句話：
「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42)
印光法師處在中國近代社會最黑暗的歲月，他「用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43)
他在給人的信中屢屢指出：
「今之世亂日極，民不聊生，皆由不講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所致也。」(44)
「光常謂：『家庭教育為治安之本，因果報應為制心之法。』」(45)
因果報應及輪迴之說是佛教的基本核心理論之一，故而印光法師對之如此重視，再三明白曉諭。「歷史證明，宗教對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能起到好的或壞的啟示。」(46)
佛門中向來是重視精神作用的。今天的佛門也更需有一點這種印光精神。對照印光法師臨終的最後遺言，短短數語，寥寥數位，意味深長，仿佛他老早看到了佛門中今日的許多情形的。在普陀山就皈依印光法師的永嘉周孟由居士曾說過：「法雨老人......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誠然！三百年來佛門中，具有此種印光精神的，又能有幾人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作完
一九九七年七月修訂
注釋：
(1)見葉紹鈞《腳步集•兩法師》。
(2)見增廣(即《正編》)《印光法師文鈔》。
(3)見正編《文鈔》卷一《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4)見續編《文鈔》上冊《福州佛學圖書館書》。
(5)此處專指大師的著名三論「淨土決疑論」、「淨土廣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均見正編《印光法師文鈔》卷二。大師早年，文字書信，概不注日時，在正編《文鈔》中幾乎都是如此。因此我們現在只能斷定這三篇文章的寫作年代是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間。顯然是在法雨寺藏經樓所著。
(6)此處專指大師所作之「靈巖山寺專修十方淨土道場五條規約」。這五條規約為大師一九三二年在蘇州關房中所作，又見之於印光法師在(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年所作「靈巖山寺念誦儀規」。據一九三二年之碑記語氣，此五條規約訂立的時間尚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似應在一九三０年一九三二年之間，確切年月日期尚待資料查考。
(7)見續編《文鈔》上冊二七五頁《復楊煒章居士書》。
(8)見續編《文鈔》上冊二五七頁《復劉惠明居士書》。
(9)見正編《文鈔》卷一《復高邵麟居士書》。
(10)見(9)。
(11)見正編《文鈔》卷一《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
(12)見(11)。
(13)見正編《文鈔》卷一《與佛學報館書》。
(14)見正編《文鈔》卷一《與徐福賢女士書》。
(15)見三編《文鈔》上冊一二０頁《復焦易堂居士書》。
(16)見《印光法師嘉言錄》第二五一頁。
(17)見《印光法師嘉言錄》第二五三頁。
(18)見《印光法師嘉言錄》第二五四頁。
(19)見正編《文鈔》卷一《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
(20)見續編《文鈔》下冊第一四六頁《靈巖山寺永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及次建築功德碑記》
(21)見三編《文鈔》下冊一０四六頁《示靈巖打七規矩》。
(22)見《名僧錄》圓拙：《回憶印光法師二三事》。一九八八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第四十二頁。
(23)見三編《文鈔》上冊二一０頁《復甯德晉居士書》。
(24)見三編《文鈔》上冊第四０八頁《復理聽濤居士書》。
(25)見續編《文鈔》下冊第一一五頁《宋版大藏經序》。
(26)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行業記》。
(27)見(26)。
(28)見(26)。
(29)見三編《文鈔》上冊第一五一頁《復胡慧徹居士書》。
(30)見三編《文鈔》下冊第七三六頁《復袁德常居士書》。
(31)見三編《文鈔》上冊第一二九頁《復許煥文居士書》。
(32)見《永思集•對於印光大師之認識》。
(33)見三編《文鈔》上冊第四一五頁《復方子藩居士書》。
(34)見續編《文鈔》上冊第三０頁《復許熙唐居士書》。
(35)見(34)。
(36)見三編《文鈔》上冊第廿七頁《復顯蔭法師書》。
(37)見三編《文鈔》上冊第八六頁《復丁福保居士書》。
(38)見正編《文鈔》卷一《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39)見三編《文鈔》第四二二頁《與嚴伯放居士書》。
(4０)見三編《文鈔》上冊第三五一頁《復章緣淨居士書》。
(41)見《名僧錄•回憶印光法師二三事》。
(42)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行業記》。
(43)見《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五八頁《夜頌》。
(44)見三編《文鈔》下冊第六三八頁《復林贊華居士書》。
(45)見三編《文鈔》第六三一頁《復章緣淨居士書》。
(46)見《西哈努克回憶錄》第二九五頁《佛教社會主義》。
法師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省郃陽（今合陽）縣赤城東村人。弟兄三人，長名折桂，字從龍；次名秋桂，字攀龍，師最小（１）。父名秉綱，母張氏。法師幼隨長兄習儒，穎悟異常，成童中秀才。十五歲再次病目，困殆數載，疾愈後一心向佛。年二十一出家為僧，法名聖量，字印光。後自號「繼廬行者」，又號「常慚」、「常慚愧僧」。三十三歲後，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隱跡潛修。晚年在滬創辦佛經流通處弘化社，在蘇州吳縣開靈巖山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日圓寂於蘇州靈巖山寺。後人奉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
（１）見釋妙真主編的《印光大師言行錄》（一九五四年弘化印行）、《永思集•印光大師小史》；張慧容《印光大師略傳》。慧容。名有瓚，浙江鄞縣人，大師之皈依弟子，法號「慧容」。又，大師名丹桂，此係陝西合陽縣印光法師紀念堂籌建委員會告知，且云其長兄次兄分別名折桂、秋桂。此事為以前有關大師之諸書、文未載。印光法師紀念堂籌委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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